太平军造反之初，为断绝参加者的后路，财产充公，房屋烧掉，全家参加，自然连同母妻姐妹女儿。于是，男人就都无后顾之忧，个个成了过河卒子：女人也参加，既可增加兵员，扩大声势，又可作为人质；家人之间形成连环保，男人出问题找你家女人算账，女人出问题找你家男人算账；人们的前途，就只能是胜利或者战死。当时就有人看出这一点，认为“计谋甚深”。
男女都参加造反军，如无得力措施，不但有许多婆婆妈妈的事，两性关系也是个难题。然而，洪秀全等首领早就想好了一套办法。在宣传的基础上，严格实行男女隔离。他所作的《原道救世歌》说：“第一不正淫为首，人变为妖天最?。”《天条诗》说得更详细具体：“第七天条：不好奸邪淫乱……男有男行，女有女行，不得混杂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，最大犯天条。”所谓“淫”、“淫乱”、“奸淫”，是指一般的男女肉体关系，主要是针对夫妻间通常的做爱。所以，在《禁律》中就规定：“凡夫妻私犯天条者，男女皆斩。”如果夫妻之外，男女爱悦而性交，斩首更是不在话下。当然，主要还是靠男女隔离的办法，也就是“男有男行，女有女行”，将男女完全分开，釜底抽薪，最大限度减少“犯天条”的可能。不但夫妻间不能有“奸淫”——性生活，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，儿子探视母亲，也“只宜在门首问答，相隔数武（步）之地，声音务要响亮”。
如果说，在战争中，在军队里，男女分开、夫妻隔离是不得已的办法，有其合理和必要的成分，那么占领南京以后，应该结束了罢。实际上，洪秀全等人也曾许诺老部下，到定都以后就准许夫妻、家人团聚。可是，1853年3月定都南京了，不但军中仍然男女分开，而且将整个南京变成大军营，原来南京的男女居民，也统统实行军事化，分别编入男营、女营。未几，女营改称女馆，仍按军事化编制，集中居住，由洪秀全的亲信蒙得恩统管。下面的官员每日三次，向蒙得恩汇报并听取命令。少数有技艺的、美貌的女性，分配到锦绣营，去做袍服、被帐、王府的装饰，自然属于美差。没有技艺的，不但要从事运粮、背煤、割麦、割稻、伐木、砍竹，还要被抽调去筑营垒、挖沟濠、参与建造天王府和东王府，又要守卡、巡更，甚至到城外去冲击清军。简单说来，由于城里女人比男人多，通常只由青壮男人干的沉重艰辛的劳作，大多由女人承担了，有时，不但要作后勤和警备，还要直接参与冲击城外的清兵。当然，这些全都是在男人指挥下进行的。广西山区、农村妇女，本来多数是天足，并不是太平军“革命”的结果。到南京后，当地原来裹小足的，一律限令放开，这当然是一种生理上的解放。但强迫命令则是心理上的伤害。尤其值得注意的，这种强迫命令的目的，是为了加重对女人的奴役，让她们去从事男人才能承受的苦力。如果谁在超负荷的劳役中胆敢发牢骚，那就被说是“变妖”了，监督的小头目听见或有人举报，就会立即被斩首，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平常。
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前，有少数女性还出头露面，在军中较为活跃。但在洪秀全心目中，女性不过是从属于男人的低级或两脚工具。连被他认为干妹的洪宣娇，都只是作为造反需要的工具和诱饵。洪宣娇原是“绳伎”——走绳子卖艺的女人，长得好看，走江湖见过世面。洪秀全觉得对他造反很有用，就让她改为同姓，认为干妹。一则让她嫁给萧朝贵，搞“政治婚姻”，给萧朝贵这个勇悍不驯的烈马套上络头。二则用来号召、蒙骗妇女参加造反。三则用来出面指挥、管束被蒙骗、裹胁而参加造反的女兵、女将。果然都很起作用。到了南京，在给她当过唯一的一次女科考试主持之后，便按照“男理外事，女理内事”的方针，让她作为西王娘关在府里，女营和女馆也用男人去统辖。并不是他对干妹妹有什么恶感，而是他的妇女观使然。像洪宣娇这样多少有点人身自由的妇女，在南京城里是极个别的例外。天地会参加太平军的女将苏三娘，在攻占南京时带一批亲随女兵在街上风光了一番，被当时及后来的人写了又写，但此时妇女在太平军中已经落令，她只能带着老部下攻打镇江（一说扬州），给时人留下“八百女兵都赤脚”的谈资，从此销声匿迹——或者战死，或者退出军政舞台。太平军初起，曾有“男学冯云山，女学胡九妹”的口号。这个被树为榜样的胡九妹，年过五十，随儿子造反，曾任女军帅。到南京，后任东殿女丞相。要知道，这女丞相同男人当丞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，不过是领头羊罢了。所以，再也没有什么作为和音息。历来被各种人大做文章的傅善祥，应女子考试获第一名，被杨秀清任命为东王府内簿书，专司代杨批答文书，同时又成为杨的情妇。凭着她的特殊身份，对杨掌权处事自然有影响，也卷入高层的权力斗争。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历代都有得宠的嫔妃，勾结大臣，干预朝政，杨秀清是实际上掌权者，傅善祥可视为摄政王宠妃，她的干政不过是历史故事的重演，不能说是太平军特有的“妇女解放”。比起北京皇宫里那个不久之后成为慈禧太后的叶赫那拉氏，傅善祥在权力中心起过的一些作用，实在算不了什么。除了傅善祥，就不再知道有其它女性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，也不再有女子考试之事。这起被反复渲染的女子考试，实际上只不过是给杨秀清找女秘书而已。至于在嘉定、上海活动的女将周秀英，只因她所属的小刀会名义上依附太平军而已，实际上完全没有关系。所谓“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”，可以做文章的大约就这么些。
定都南京之后，洪秀全一直不让夫妻团聚。甚至高干也不行。冬宫又正丞相陈宗扬，夫妻同宿，两人一同被斩首。镇国侯、秋宫正丞相卢贤拔，与其妻团聚两天，被人揭发，因洪、杨有意保他，才从宽发落，革爵治罪。没有官邸、没有私房的官员和军民，连“犯天条”的可能也没有。被剥夺了做妻子、做母亲、做女儿、做姐妹权利的妇女，人性被彻底囚禁，还有什么人权可言？
不得“奸淫”并不是对所有的人。诸王就可以例外。尤其是洪秀全本人，尽可纵欲。还没有打进南京，他就有妻妾36人。到南京以后，蒙得恩注意为他选美，每逢他生日，就送上美女6人。不止从南京选，还从江苏其它占领区先选拔年轻美女到南京备作候选者。所以，外国人到南京的，都觉得南京美女多。到1864年，他儿子洪天贵福被俘后在供词中说，洪秀全共有88个妻妾（一说有108个）。有些学者，极力说洪秀全生活如何严肃，如何“力戒奸淫”。每读书至此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其实，在洪秀全看来，众多妻妾以供尽情纵欲，是他作天王应有的一项重要享受。那么多的妻妾，只能作他尽情发泄性欲的驯服工具。他对这些女人，比历代帝王之于嫔妃，要严酷得不可比拟。他一生气，可以不管小老婆怀孕，将她踢打得流产。不但妻妾越来越多，宫女也很多，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，总共一千余人。这些宫女，在他心目中，更是等而下之。有许多人，待了十年，竟没有福气看到他老人家一眼。况且，他周旋于那么多的妻妾之中，也实在“忙”不过来。
反人性的夫妻隔离，弄得人心涣散。陈宗扬、卢贤拔“犯天条”受惩办之后，有的大官借到外地出差之便而潜逃，引起洪秀全的注意。洪秀全的亲信、主管女馆的蒙得恩也“犯天条”，使他不得不考虑停止夫妻隔离。粮食统一供应的困难，促使他下这个决心。先是1854年12月开始松动，让蒙得恩等几个高官在女营选美女多人为妻妾。继而在1855年春全面放开，准许夫妻同住、青年男女婚配。但有两条原则。一是“大员妻不止，无职之人只娶一妻”，就是官员可以有很多妻妾，不做官的只许一个妻子，在婚姻问题上全面实行官民差别和多妻制。二是，婚姻由男女“媒官”主持分配，15—50岁均在分配范围内。这种“媒官”的乱点鸳鸯谱，比起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倒退了不知多少，但比起绝对禁止婚配却已经是一个进步——洪、杨为了稳住军事统治而作的让步，导致濒临灭绝的人权走向复苏的进步。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全面废止男女隔离的方针，在新占领区仍然实行的。而且，即使准许婚配的南京，仍然要“妈别崽、姊别弟、哥别妹、嫂别叔、哥别婶、爹别媳、孙别婆、男别女”。就连幼天王洪贵福，九岁之后，就不准与母亲姐妹见面。其它军民，可想而知。从女性来说，也还是剥夺了她们作女儿、作姐妹、作嫂嫂、作儿媳的基本人权。在亲属关系中，女人也只能处于最卑微、最被动、动辄得咎的地位。早在1851年他登极之年起，连续三年“旨准镌刻颁行”的《幼学诗》，在“子道”中写着“子道刑于妻……妇言终莫听”，也就是说，妻子的话一概听不得，如果妻子与父母有矛盾那就要给妻子以刑罚。“妻道”里又写道：“妻道在三从，无违尔夫主，牝鸡若司晨，自求家道苦。”强调女人必须顺从男人，妻子必须顺从丈夫，否则就要给家庭闯祸。“女道”还写道：“女道总宜贞，男人近不应。幽闲端位内，从此兆祥祯。”叫姑娘不能同男人接近，像棵草一样悄悄地活着，让男人来安排你的一生。这么一些教条，在夫妻隔离的解禁之后，成为对待妇女的指导思想。
1857年，他觉得还应该有比《幼学诗》更具体、更周密的规定。于是，在《天父诗》中，除了重申君权、夫权、男权，比如“生杀由天子”，“只有媳错无爷错，只有婶错无哥错”外，对宫中所有妇女，包括妻妾与宫女，还订了一个“十该打”的条规：“服事不虔诚一该打。硬颈不听教二该打。起眼看丈夫三该打。问王不虔诚四该打。躁气不纯静五该打。讲话极大声六该打。有唤不应声七该打。面情不喜欢八该打。眼左望右九该打。讲话不悠然十该打。”每逢诸王选美的时候，都搞得全城骚然。先是下令所有妇女集中听“讲道理”，“一人不至，全家斩首”。被选中的人，“碰死者有之，卧地不行甘为宰割者有之，鞭仆胁行痛哭者有之”。这种场面，使人想起被拉进屠坊的猪羊。
野史笔记中还有不少关于妇女的记录。最多是记述被奴役、被蹂躏妇女的命运，她们各式各样的抗争。由于独特的时代背景，空前惨酷的迫害，不少人物、事件，比以前的小说、戏曲，更为曲折、丰富、扣人心弦。她们的勇烈，反映了人性与兽性、传统道德与洪氏教务的对立，关于洪宣娇，傅善祥二人与杨秀清的三角关系也相当多。洪宣娇与杨秀清有不正常关系，傅善祥是杨秀清的秘书兼情妇，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。这样就会有许多小道消息、民间传说。争风吃醋、勾心斗角、性格冲突常常扭结一起，尽管有尖锐的矛盾乃至水火不相容，但他们都是被利用、被玩弄、被损害者。最后，傅善祥在内讧中被杀。洪宣娇在内讧后由于强烈的幻灭感而离开西王府，彻底销声匿迹，不知所终。这样一些记载，自然会有一些细节、情节来自写作者的想象、推理，还难免有某些欠确切乃至失实的传闻，但从总体上看来，是和这个时代的基本面目、本质真实和人物各自的性格逻辑一致或者吻合的。
（摘自《黄河》2000年第2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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